启皓对话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做了一场名为“雅典与长安”的对话。围绕“文明和城市的开端”、“雅典与西方文明”、“长安与中华文明”三个主题，何怀宏教授与当天的评议人熊培云，展开了一场关于文明的讨论和对话。

文明有什么要素？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出现了文明？

首先是物质的要素，从采集狩猎转到种植畜养，有了稳定的预期和长远的打算，人就开始定居，且必须定居。生产工具不再是石器，铜器、铁器开始出现，也开始出现商业贸易与货币，语言也从口头转为了文字。政治上则出现了部落联盟形式的雏形国家，后来发展为比较正式的国家。劳动出现了分工，剩余产品供养了人类的劳心阶层，如果说人类不用四足走路，腾出了双手可以干很多事情，那么此时则等于把一部分大脑腾出来干别的事情，又加上文字的出现，使得文明成果不需要一代又一代地重新发现，而可以传承下去，文明就一下子进入了加速度发展的时代。

作为一个文明的综合性标志，仅仅有原始的群落村庄是不够的，必须有足够的多与足够的集中，才能产生比较灿烂的古代文明。而城市综合了一切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活动，往往也就成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它是一个文明的综合性标志，比如殷墟文明，甚至我们也希望发掘更久远的夏墟，来证明文明的历史三千年、五千年，甚至更长。

雅典人，是追求卓越的。

何怀宏教授从四个方面逐一解读了雅典卓越性的具体体现——“第一是视觉艺术，包括公共建筑、雕塑，还有陶器上的瓶画；第二是戏剧，喜剧、悲剧都达到了高峰；第三是历史，雅典是希腊人的学校，文化之都，把其他地方有才华的人都吸引过来了，希罗多德写了《历史》，修昔底德写了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，色诺芬写了《长征记》，三人都写了上百万字，而中国的《左传》只有二十万字左右；第四是哲学，中国史学和雅典可以并肩，但哲学没办法，光柏拉图一个人可能就写了一二百万字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人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出现在雅典，这是后世再没有过的哲学奇迹，只有德国古典哲学稍微可比，但也没有超越它的深度与广度。”

用三个一半的精妙概括，何怀宏教授囊括了自公元2000年至公元750年前后，中国古代所经历的物质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文明三个重要阶段；而这清晰的线索始终跟长安有关系。

他也借用王国维的话：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。”详谈了何为巨变？为什么中华文明由神走向了人，何为“秦制”、“周文”。以及为什么梁漱溟可以说：“中华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。”等问题。

何怀宏教授说，如果去雅典可能会因为旅行体验的感觉到失望，但是站在整个历史文明发展的角度，雅典曾经创造无数人类文明经典的百年辉煌历史，足以让后人“去感受当时人的所思所想，体验雅典人当时的自豪，以及对城邦的热爱。”

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？很多人说到了文字。为什么文字会对于文明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？我的理解是，它能够存储意义，我们的知识也是建立在意义系统上的，如果没有意义，我们的文明会立刻崩塌。

作为本场评议嘉宾的熊培云老师以发问为开始，结合一则古希腊著名的传说——“忒休斯之船”的故事，引导大家一同思考一个关于存在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——文明到底存于哪里？是存于我们的肉身，还是存于我们创造的意义？

借助古希腊的“贝壳放逐法”的历史典故，熊培云又与嘉宾共同讨论一个精英与大众之间对抗的存在性问题——“防止一个人太受欢迎，蛊惑人心，作为对暴政的防范有其积极的意义。好的民主制都是要选出谁是好人，但坏的民主制度可能是选出谁是坏人，苏格拉底之死就是面临多数人的暴政。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里面特别梳理了柏拉图学说的危险性。这里面有一个精英与大众之间对抗性的存在，虽然不是完全的对抗。”

在探讨希腊公共空间建设及其背后的公与私的问题时，熊培云结合中国90年代后期很多家庭购买大电视的历史生活片段，进行一场现实的风趣写照；90年代中期很多家庭买特别大的电视机，特别大的音响，流行的一句话是：“家庭影院，把影院搬回家。”这在90年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但是仅仅有私是不够的，所以这些年电影院又再度火热发展起来，还有一些剧院出现。从这方面来说，大家的公共生活获得了比较大的提高。

熊培云更强调：不管站在历史的维度，还是当下的城市境况，公共空间的建设都非常重要，很多历史的发生，文明的累积，都受益于公共空间里人与人的相遇和交流，而不是发生在私人的角落，社会发育的整个历程来看，这个过程不可或缺。